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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我的三叔

  • 贺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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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8/10/22 23:01:52
  • 来自: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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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房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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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叔名贺兼耀,字许林,姊妹八人,排位第三。民国二十年(辛未)(公元1931年)二月三十日,生于绥宁县水口乡茅坪村楼下冲。父亲贺良源,自三,四岁时,从水口神山过嗣到茅坪楼下冲。祖父贺元银、祖母赵余娥膝下无儿无女,经黄家院叔辈引荐,才抚育父亲贺良源一子。母亲陶氏春玉,系新哨青叶树人。
三叔之母陶春玉四五岁时,外公病逝,留下外婆和母亲孤儿寡母,无法生活。外婆改嫁到菖蒲江村牛子界,陶春玉七八岁就被送到楼下冲做童养媳。当时全国战乱,军阀争夺地盘,社会极不稳定,民不聊生,生活物资极其匮乏,食不饱饥,衣无蔽身御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陶春玉到楼下冲后,晚上竟无处安身,连睡觉的地方也没有,只好在打谷子的副桶里垫些稻草睡觉,她在这副桶里面睡了长达七八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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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冬的一天,祖母赵余娥背着当时才一岁多的三叔去楼下冲太院里园坎下面赶鸭子。那时,冬季的冰霜比现在来得早许多,且秋收后,稻田经犁耙三遍后,储存满满一田冬水,而经过犁耙后的田头田尾,泥少水深。那天天晴,下午原野的冰雪似融非融,路上特别滑,祖母背着三叔小心翼翼走过去太田里的岔路口,下台阶到了那一丘田坝头处,余娥祖母脚一滑,身不由己,奶孙俩倒在田头冻寒的水里,倒下时三叔被祖母压在下面。祖孙回家后,三叔便一病不振,打针服药都无济于事,祖母余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是束手无策。后经院子里的人提醒,去问仙,那仙婆说,三叔的八字太大,要抚过房才好养。余娥祖母与儿媳商议后,刚好三叔父亲有一个二哥良佳,他住在水口神山,结婚好多年了,一直没生育儿女,很想要抚养一子。祖母便到水口神山良佳家里说明情况,神山家族非常乐意。
打从过房这事敲定后,三叔的病也慢慢地好了。可三叔过房神山的消息一传到黄家院,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原来黄家院和楼下冲本是贺公先冕的后裔家族,黄家院一对叔辈夫妇,当时也没生育儿女,不同意三叔过房去水口神山,要过房也只能过到黄家院。这样,三叔就被神山和黄家院两家争着要,双方谁也不肯让步。翌年清明时节,贺氏家族入社挂亲扫墓后,为了平息黄家院和楼下冲为三叔过一事的争执,只好打开水口贺氏家族的祠堂门,双方都把房族里德高望重,能说会道的长者请到祠堂来。楼下冲这边有陪家佬佬,侯家牛子冲的三祖父等,而神山有元喜,元会等。元会当时是瓦屋分局的局长。双方经过两天辩礼论情,最后神山一方赢了,且黄家院也在辩礼论情中心服口服。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头天三叔刚满两岁,这天就被过房到神山良佳父亲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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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叔过房到神山后,余娥祖母极不习惯,原来身前身后的孙子一下子不见了,陪感思念。余娥祖母便偷偷摸摸地去神山看望三叔,而神山三叔的母亲陈氏,一看到余娥祖母的身影,就把三叔锁在房间里,不让祖孙俩见面。余娥祖母只好在房子外面一声声“宝宝”地叫喊,三叔在房间里听到祖母的呼唤,也一声声“奶奶”地叫喊。祖孙俩都泪流满面,情景极其伤感。三叔的抚母陈氏,系新哨老岩冲人,对三叔无半点痛心,三叔做事稍不顺眼,就是棍棒上身。而抚父对三叔又痛又爱,视为已出。有两次,陈氏外出,抚父良佳偷偷地煮了鸡蛋给三叔吃,陈氏回家后,发现鸡蛋少了,便大吵大闹,恶言伤语,毒不入耳。三叔非常懂事,从此之后,再也不要父亲煮鸡蛋呷。

2、遭遇梅山打虎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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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叔五、六岁时,开始在私塾里读蒙关,学习《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课程。
他的父亲良佳和母亲陈氏,在一个叫黑木蔸的山上烧炭。那时家境淸贫,吃得都是红薯、南瓜、腊笋等杂粮,由于粮食匮乏,当时煮的饭都是熬成稀粥。早上一家三口吃早餐时,父母给三叔留一小碗做午饭吃,他们就去山上烧炭。三叔放学后,他吃那碗父母给他留的杂粮粥根本填不饱肚子,三叔很乖地把家里事务做好后,就一个人在村外的路上来回的走,盼着父母早点回家。
过去还没有电灯,天一断黑,整个村庄的人家就关门闭户,村庄非常冷清。有一次,三叔在路上来回地走呀走,夜幕降临了,三叔人也走累了,他便靠在路边的一棵树想休息一会儿,谁知人才坐下去,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当父母回到家里时,没有看到他们的儿子,他们急得又是扯着嗓子喊,又是到处寻找,可就是看不到他们的儿子。此时,父亲已是心急火燎,生怕发生什么不测,在全村庄找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不见人影子,最后经村里人的回忆和提醒,他顺着路找,最终才在大树下找到了正在酣睡的三叔。这样的事情,后来还发生过几次,父亲实在放心不下,但也是没有办法,三叔人太小了,带到山上去就更不放心。
当三叔稍长大了一些后,他父亲就带着他进山烧炭。每天他们把家里的事情张罗好以后,就到了十点多钟。从他们家里到烧碳的黑木蔸有几十里路程,到了山里只能做几个钟头的工夫,返回到家里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当时没有手电筒,晚上回家都是摸黑,回家的方向和路上翻山越岭全靠白天走过路时的记忆。那时三叔常常扛着一把锄头,锄头的两端挂着木炭马脚(即没有完全烧成炭的柴),父亲背着炭篓。山路上前后伸手不见五指,三叔判断与父亲距离的远近,全凭父亲的炭篓与路边柴草碰撞的声音来确定。
那时候,水口境内的山上时常有老虎现身。一天晚上,月光暗淡,父子俩像往常一样,一前一后赶路回家。一个会梅山术的打虎匠,探得这一带有老虎出没,在甑饭界路上布了打虎阵。打虎阵里布的是虎箭。梅山打虎阵里拉了三道线,即两道人线,一道拢线。那梅山打虎匠的梅山术确实厉害,他布好打虎阵以后,他第一次下山后,感觉到他布阵的路上将有人过,他怕伤人,返回去看了一下,等了一会儿,没有人过,他只好下山去了。当他走在下山的路上时,他在手指上掐了掐,预测到今晚这条路上确实还有人要过,他又掉转身上山往放虎箭地方走。当打虎匠刚走到放线的地方,看到三叔此时已过了两道人线,离那道拢线只有四、五步远。打虎匠身手极其敏捷,一个箭步冲上去,就把三叔抱起,好险啊,差一点点,三叔就碰到了拢线。在梅山打虎阵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只要碰到拢线,虎箭就会顺线射出来,非死即伤,九死一生,后果不堪没想。打虎匠慢慢地抱起三叔跨过拢线,又帮着三叔的父亲把炭篓和人送过了拢线,让他们父子俩平安地脱离了打虎阵。从打虎阵里脱险的三叔父子俩几天都惊魂不定,也许三叔命中注定这一劫是有惊无险。如今的三叔每每讲到此处,他的眼泪就禁不住流满脸颊。

3、捉壮丁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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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是抗日战争中时间最为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最后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正式形成。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后,中国军队逐渐转入局部反攻。
那时期,经抗日战争中时间最为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战场兵力的消耗巨大,国民党兵力严重不足,而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大发国难财,使其统治日趋腐朽。全国的国统区的乡村到处在捉壮丁补充兵力。当时的国民地方政府有明确的抓壮丁的标准,家里有两个以上男丁,就必须出丁。两个抓一个,三个抓两个,四个抓两个,五个抓三个。乡长保长手里有详细的人口统计花名册,民团队的人荷枪实弹,拿着花名册在乡村转悠。在我们这样偏僻的山村,国民党反动派打着抗日的招牌,乘机买卖壮丁,借机对老百姓敲诈勒索。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钱,可以买壮丁,就是将一些粮食给穷人,穷人代替有钱人去当兵。
那时,我们村庄里有符合壮丁标准的家庭无计可施,为了逃避捉壮丁的劫难,村庄里适龄的男丁,躲的躲,逃的逃。他们大多逃进了深山老林,长年过着原始人似的山野居住生活,有家不敢回,有田不能种。他们住在山里也是整日地提心吊胆,一个地方住几天后又要换一个地方,行踪隐秘,主要是防止有人通风报信,被民团队捉住。
那时三叔在楼下冲有两个同胞哥哥,恰好都在征丁年龄之内,他们为了躲避捉壮丁,不管是冬天的严寒,还是夏天的酷暑,他们一直躲在深山老林里,不敢回家。两个男劳力躲出去后,家里只剩老人、小孩和女人,当时家里虽然姊妹众多,但由于没有男丁在家,做起农活来劳力不济。此时,年纪尚幼的三叔不得不常去楼下冲亲生父母家里,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春耕冬作。两个同胞哥哥在家的时候,用竹麻造纸是楼下冲父母家里的重要经济来源,两个哥哥躲进山里去后,家里缺人手,于是三叔还要协助家里造纸,然后把造出来的纸挑到外面去卖,以维持家计。
这一年,三叔神山这边家里也出事了。他父亲的弟弟排行老三的良银,一边在山里躲避捉壮丁,一边还要回家打理农活,结果被人出卖,捉去做了壮丁。良银由于家里的兄弟多,早几年在新哨反资背辛辛苦苦开垦了一片水田和菜畲,他成亲以后,携妻从老屋里神山迀徙到反资背落户,小俩口在这里过着幸福安逸的生活,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瞬间小家庭被拆散了。良银被捉了壮丁,送到国民党的部队里去后,家里只剩下妻子孤单一人,无法打理田庄。良银妻子来到神山跟三叔的父亲良佳说:“二哥,现在老三被捉壮丁走了,反资背那些田地,我一人也操持不过来,而要我放弃那些田地又舍不得,不如你过反资背把那边田地打理好,也不枉费老三的一份辛劳啊。”三叔的父亲良佳觉得弟媳说得合符情理,再说反资背这边田地成总,不像神山的田地那样分散,就答应了弟媳的要求,于是三叔一家三口便从神山迁徙了新哨反资背。时年,三叔刚好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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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顶学生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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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叔在神山读了几年蒙关后,转到了周家读书。
三七年抗日战争打响后,新式学堂教育也逐步进入了我们这处在大山深处的偏僻山村。虽然三叔读的还不是新式学堂,依然还是读私塾,但私塾里也不再单单学习《论语》《庄子》《中庸》等经典教学科目。国民政府从学校的教材使用入手,宣传抗日救国事迹、动员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文化课文与日俱增,用文化知识鼓舞人民抗日救国的士气。学校里的教书先生这时的要求有了变化,不管经典教学科目,还是抗日宣传课文,一律要求学子们一一背诵,每年六月六学校还要举行一次背书比赛活动。三叔虽然当时为背书吃了不少苦,但也为三叔以后扎实的文字功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叔在水口南岳殿读书时,学校里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配合当前的抗日形势,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学校还编排了抗日宣传的样板戏。演戏的学生要求必须穿学生装,戴学生礼帽,学生装与学生帽置办的钱由学生承担。当时,一套学生装要三块五角钱,一个帽子要五角钱。三叔抚父良佳忠厚老实,做事勤劳,但因其能力有限,找钱的门路少,家道艰难。他上山烧木炭既辛苦又赚不了几个钱,家里维持生计都很艰难,于是他闲时又去帮别人造纸,但这种苦力活收入有限,仍然难以供三叔读书。三叔平时虽然比别人在校学习的时间少,成绩却比别人好。三叔思维敏锐,无论学什么课程,先生一点即通,特招先生欢心。先生很想让三叔去演抗日样板戏,三叔自己也很想去,但凭三叔的家庭条件,要置办学生装,连想都不敢想,只好作罢。
那时,三叔有一双冬天的鞋子,三叔就把这双鞋子当宝贝一样看待。平时,三叔只能在家里和学校穿这双鞋子。早晨去上学时候,三叔把鞋子放在腋下夹着,光着脚板走着去上学,到了学校才把鞋子穿上,回家时也是如此。学校的校长跟三叔的父亲讲:“良佳呀,你家就是冇有田卖,要是有田卖,卖了田送你这崽伢子读书也值得。”
当时学校有一个规矩,放学时只有戴了学生帽的学生才有资格排队从学校前门走出来,其他没有戴学生帽的学生,只能从后门零散地悄悄走出来,一个个像犯了错误似的,仿佛他们这些人就不属于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了买一顶学生帽,放学时能从学校的前门堂堂正正地走出来,三叔硬着头皮向父亲讲了好几次,家里没有钱,父亲也实在是想不出办法。父亲想到儿子放学时不能从前门出来,受尽了委屈,他也心疼儿子,不得已让三叔到茅坪楼下冲生母那里去借钱,答应等家里有了钱就还。三叔跑到楼下冲母亲手里借到了五角钱,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学校。当他走进学校时,刚好碰到高年级一群学生在他们教室里玩,一个叫贺兼圭同学向大家介绍说三叔的成绩非常好,一群学生立即围在三叔周围,翻看他的笔记、作业。那群学生看了一阵就走开了,三叔掏一下口袋时发现刚刚从生母手里借来的五角钱不见了,急得哭了起来。贺兼圭在教室外听到三叔的哭声,回来问三叔是怎么回事,当他了解情况后,贺兼圭便找到刚才来过的那群学生,对他们说:“贺兼耀这五角钱好不容易从他生母手中借的,谁拿了就退给我,我去转交给他。”经过他一阵连哄带吓,软硬兼施,最后拿了三叔钱的同学才把那五角钱退了回来。买了学生帽放学时就能排着队从学校的前门走出来了,三叔心里格外高兴。
当时学生学习书写工具普遍用的是毛笔,钢笔和圆珠笔还比较稀罕之物,如果有同学在胸口衣袋上挂上一支钢笔或者圆珠笔,别人就会另眼相看。那时,三叔做梦都想有支带挂钩的圆珠笔,他跟父母一讲,母亲倒是爽快地给他买了一支,然而笔盖上面没有带挂钩,是一只木棍棍笔。三叔拿到笔后,虽然心里比较失落,但他不再过分地去纠缠父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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