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屋四排三间，座南朝北，两侧各配有一栋厢房——这座草木掩映的院落，是我家三代居住的老屋。只可惜两栋厢房已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拆迁了，老屋难免便有了些单调。
在我年幼时，老屋就已显出了老境：斑驳的木板壁，朽腐的楼板，稍不留神就会踩掉下来。父亲不得不一次次地换掉其中的某一块，使老屋变得新旧杂陈，滑稽而可笑。但老屋雕琢、讲究的痕迹，又依稀透出它逝去的光景。有着近二百年历史的老屋解放前曾经是地主的庄园，这地方因此而被称为“庄子上”。民国三十年，我的爷爷龙怀海为了躲避抓壮丁，挈妇将雏，从巫水流域一个名叫游家湾的缱绻之地逆流而上，辗转来到这里，租住在地主家，靠给地主种田、种畲养家糊口。其后的年月，又流徙过好几地。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在沙田村安家落户。无独有偶的是，老屋也在贫下中农愤怒的声讨声中，丧魂落魄地归宿了被划为四类分子的爷爷。沧桑、幽深的老屋仿佛一介落难的书生，与我那饱读诗书的爷爷找到了某种灵魂上的暗合。每日清晨，沐毕的爷爷准会在他书香四溢的卧室里声若洪钟地诵读《诗经》里的句子，那些散发着草木清香的诗句在晨风里悠然撒落，奶奶遂披衣起床，生火做饭…… 爷爷清晨读书的习惯伴随他度过了一段漫长的艰难岁月。直到有一天，一群满脸涨红着革命激情的男女闯进了爷爷的书房，将爷爷那些视为珍宝的藏书付之一炬，爷爷的读书声才戛然而止。我现在已无从揣摩爷爷当时的心境，想来他心里必有某种难言的纠葛，以至于他倒背着双手眺望远处苍茫的群山时，目光里常常透出少有的迷惘。我不知道爷爷的这种神态是否感染了我，年幼的我也常常像他一样倒背着双手，目光迷惘地眺望远山。
动荡岁月结束后，爷爷却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将早已裹入腹中的诗书一本一本地抄写出来示于后人。我曾读过其中几卷，毛边纸上的蝇头小楷遒劲有力，显露出爷爷极其坚定的生活信念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印象很深的是，每逢雨季，老屋的某个地方总要漏雨。这时，爷爷就会端出一只木盆，接住那扯不断的点点滴滴。一盆盆地接了，又一盆盆地倒了。爷爷的嘴里好像嘟哝过什么，我依稀记得，又恍惚记不得了。
老屋遥对一面逶迤的山峦。这种与生俱来的阻挡繁殖着我旺盛的想象力。父亲告诉我，山那边是北方。北方，就是北京的方向。说这话时，父亲的脸上露出少有的庄重。我问父亲北京有多远？父亲说要翻过很多座山，涉过很多条河。那时我已知道北京是祖国的心脏，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住在北京。当然，北京不会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会知道，在湘西南崇山峻岭间一个叫沙田的小村子里，有一位少年曾无数次地爬上老屋对面的山梁，眺望北方。一道道锯齿状的山梁将他的双眼锯得泪流满面——他仿佛看见了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城楼就耸立在前方。请原谅，我之所以用了“金光灿灿”这个俗不可耐的词，是缘于父亲卧室里贴着的一张天安门城楼画像，城楼的前景是满脸洋溢着幸福的工农兵学商，背景则衬托出万道金光。多么幸福的氛围啊！我小小的心房里日夜酿着一个大大的梦想——有朝一日，也要带上我的父亲、母亲和妹妹们一起去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前合影,让同样的幸福也喷涌到我们的脸上。
梦想是不需要理由和基础的。但当年的梦想已然不可能实现，因为父亲已经作古，妹妹们已经嫁人，柴米油盐正在煎熬着她们脆薄的红颜。唯一可为这个梦想做一点注脚的是，2001年9月，我出差到北京，华灯初上之时徜徉在天安门广场，想起了儿时的梦，便摸出手机给父亲挂了个电话，父亲在那头嘿嘿地笑了，电波贯通了丘壑和江流，儿子成了父亲眼里的风景，幸福在父亲的心中荡漾。
我与沙田村非常隔膜。我几乎没有融入到村里的人、物、事中去。“离开这里”的目标使我像一条孤独的单轨，生命时光与村里的四季枯荣构成了平行的衍长线。我们相互对视着，又本能地拒绝着。而我在拒绝丑恶的同时，也拒绝了友善与关爱，甚至拒绝了大山的刚毅与坚定。
然而，在我成年后的记忆中，童年的沙田村却是如此的清新美好——造物主携万水千山奔腾到此，兀地滞住脚步，圈出一敞平阳和百十缕人间烟火；一年四季，铺黄陈绿的田野上空，交织着四周山林里扑哒而出的鸟语花香；双江河清澈迤逦，从南面的山深处来，将沙田村一分为二后，一折弯奔西而去，水浅处，一滩滩大大小小的卵石拱出水面，在阳光下泛着黄铜的光泽；而雨后的双江河却更见一番景致，蒙蒙白雾自河中泛起，如丝，如烟。
上中学时，我试图在地图上寻找沙田村的名字。结果是失望的。地图上，一个县才占一个小点，万千律动与景象才定格为一个区域名。多少故事被省略啊！弯弯绕绕的行政区划线内，数不清的有名无名的村庄、田园、山峦与河流挤在里边，咩咩地叫唤着、踢踏着、奔腾着……
我终于离开了这里——1987年8月2日清晨，一辆鲲鹏牌自行车载着彻夜未眠的我，在乡村公路上飞奔。清晨的山林风凉露重，路边的稻田刚被朝阳抹上橙色。就在那个初秋的早晨，我像山林里坠下的一枚果子，骨碌碌地一口气就滚出了沙田村，滚进了县城长铺镇。我从此“拱出田坎脚，吃上国家粮了！”这话是父亲头夜说的。父亲显得很开心，几乎与我说了一夜。说他如何在苦水里泡大，如今好了，我不再过他的苦日子了。父亲说得我哈欠连天又说得我热血澎湃。
在县城，我一直找不准生活的感觉。我活得越来越不像个城里人。而在沙田村时，我不事稼穑，又不像个农民。我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县城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让我深深失望，利益成了人们之间发生关系的惟一纽带。我甚至怀疑自己当初追求的正确性。在深度的寂寞和苦闷中，我寄情于写作，渴望在文字里找到一个别样的精神故乡。我仍然不自觉地将沙田村视为这个故乡的惟一载体。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倒退还是一种回归。
跨入新世纪后的某一天，我惊奇地发现，我的散居在远山近水的同族兄弟姐妹们，忽然齐茬茬地聚集于县城，占地摆摊，租房开店……以山里人特有的勤谨坚韧，实践着谋取城镇的矫健步伐。更令我惊讶的是，他（她）们一个个很快就褪淡了青青山色，涂抹上浓浓的市井气。他（她）们一忽儿四散在县城的一个个角落，一忽儿又聚集于某一家的麻将桌上，模仿着城里人的语气，咒骂城管的刁难，嘘叹背时的手气。幼小的儿女穿梭于他（她）们中间，在他（她）们疲惫而松弛的脸颊上读取着或明或暗的生活之光。
世事代谢，时过境迁。如今乡里人进城只是脑海里一闪念的事。可以想见，我的兄弟姐妹们仍然不会满足于地远心偏的县城，若干年后，必有人徙往省城甚至京城。因为从狭义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其实是一部迁徙史。一个家族如此，一个民族亦如此。现实和地域的围困使人永远不会安于现状。但谁又能想到，时空却用比地域更为强大的力量，对人类的奔突实施着永远的合围。时空的力量无数次地向人类彰显着一个硬如磐石的道理：人啊，任你有千求万欲，任你已成王成相，到头来终归要化入茫茫虚空。从这个角度看，简单而自在的生活是多么大的一场幸福！
